历史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一艘“黑石号”唐代沉船：

那是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一位渔夫在采掘海参時无意中踩到一堆古代瓷器，从此，这处原本安静的海床，掀起了寻宝热潮，发掘打捞工作至2001年才基本结束。令世界震惊的是从一艘“黑石号”唐代沉船上打捞出来完好如新、色彩斑斓的器物，其中瓷器达6.7万余件，被确定为源自长沙窑的就达5.65万多件。这批长沙窑生产的外销瓷器，其图案设计有中国本土、南亚及西亚文化特色，宗教风格多与佛教典故及其他西域文化息息相关。为了迎合中亚国家广大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徒的商品需要，纹饰多带有伊斯兰教的色彩，书写阿拉伯经文，或绘上中亚国家的人物图像、动植物图样及抽象几何图形等。长沙窑作为我国最早烧制外销瓷的窑口之一，产品遍及亚洲，远至非洲，可见中国瓷器出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瓷器的出口有海路和陆路之分：中国的宁波古称明州，是唐代通往日本和韩国的主要通商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东亚、南亚到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等当地的考古学家在对九世纪前后的城镇遗址发掘中，都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唐代瓷器碎片；陆路即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而海路则直通日本、韩国、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各地。日本学者曾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线称为"瓷器之路"。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彩瓷的发源地。长沙窑也称“铜官窑”、“瓦渣坪窑”，地处今湖南长沙北郊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长沙窑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至五代以后渐衰，现仅存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遗址，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从铜官镇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面积最小的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的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为0.4米，最厚约4米。自1956年被发现以來，长沙窑经历了1964年、1978年、1983年、1999年共4次发掘，出土文物逾万件，文化遗层堆积厚达4米，遗址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

长沙窑遗址在地下尘封了一千余年，是我国大规模的一处文化遗址，也是世界上保存完整的古代陶瓷生产基地。它既是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也是与越窑、邢窑齐名的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1988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瓷器发展到唐代，呈现“南青北白”的对峙局面，即南方以制青瓷著称，北方以产白瓷盛名。然而，这一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了长沙窑时期却被彻底颠覆。长沙窑把中国陶瓷推入了彩瓷时代。与同时期的其它名窑相比，长沙窑展现出一种海纳百川、融会贯通以及锐意进取的宏大气魄，在秉“青”承“白”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褐、绿、蓝、红等多种釉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长沙窑彩瓷艺术的一个鲜明特征。

长沙窑的伟大功绩在于首创釉下彩绘工艺。这种釉下彩颜料和釉下彩绘手法是陶瓷装饰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把中国的陶瓷艺术推上了一个崭新阶段。釉下多彩是用铁和铜作呈色剂，涂饰或绘画于未经烧制的泥坯上，然后再用一层釉覆盖，经焙烧使美丽的色彩从釉下显现出來。这种装饰工艺为研究中国当时陶瓷生产技术、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长沙窑釉下彩装饰对后来醴陵窑釉下五彩瓷的创烧产生一定影响。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域上看，醴陵与长沙都是密不可分的。醴陵自秦朝起，就属长沙郡，西汉时属长沙国，清代时一直属长沙府，到1949年建国后的一段时期还属长沙管辖。虽然历朝变迁，长沙郡曾改称为潭州、潭州路、天临路、长沙府等，醴陵则始终隶属长沙。而今，人们提及醴陵窑就会想起长沙窑，提及长沙窑就会想起醴陵窑，因为两者血脉相连，心灵相通，就像一个娘胎里生出的孩子那样亲密。难怪湖南省博物馆在陈列湖南陶瓷时将长沙窑与醴陵窑放在一个单元，并在说明词上写道：唐代长沙窑开中国彩瓷的先河，其图案生动，意趣盎然，清末民初醴陵窑在长沙窑的基础上传承创新，屡获国际大奖，充分展现了色彩斑斓的湘瓷艺术。

2003年11月15日，“中国古陶瓷学会2003年长沙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出席此次年会的有耿宝昌、汪庆正、李柄辉、张浦生、张守智、周世荣、王莉英、陈克伦、韩威廉等国内众多知名陶瓷专家及海外学者。专家学者分别就唐代长沙窑（亦称长沙铜官窑）及周边窑址的关系展开学术讨论，特别对醴陵窑与长沙铜官窑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充分肯定了醴陵釉下五彩瓷是在传承长沙铜官窑优良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一致认定醴陵釉下五彩瓷，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专家们称醴陵釉下五彩是近现代“陶瓷史上的里程碑”。

录于2019年10月31日